資源描述的難題...

「...為了強化網路資源的整理，增進使用效能，許多機構或個人紛紛對傳統編目機制以外的資源描述工具進行研究，設計出各種詮釋資料（metadata）格式。傳統的資料編目是以資源為中心（resource-centric），電子資源的處理則是以關係為中心（relationship-centric）。建立及表達資訊資源之間的關係是編目最困難的一部份（例如論文與期刊之間的關係），數位物件的關係描述是 metadata 最重要的工作，但 MARC 的設計是把書目資料分別放進不同的欄位，其分離式的架構使它難以處理資訊間豐富且複雜的關係。圖書館對於電子館藏的組織處理，如仍採用傳統的編目工具，要把編目的基礎模式從 resource-centric 轉變為 relationship-centric 是非常困難的。

MARC 的語法（syntax）、資料項目（data elements）和 AACR 都是舊時代的產物，與現代的書目描述標準有很大的差距，其精緻性及展延性均已嫌不足，技術也已老舊。當網路各界已使用 XML 作為資料交換的語法時，只有圖書館界還在使用 MARC，這種獨特而又神秘的標準將使圖書館逐漸與其他資訊業界隔絕，無法溝通。...

目前圖書館界仍躊躇於 metadata 的十字路口，各自踏著不同的腳步，有些圖書館已經改採 XML，有些仍在等待新的發展，有些圖書館的 OPAC 仍維持使用 MARC 及 AACRII，電子資源則採用其他 metadata 標準，有些圖書館則仍企圖使用 MARC 及 AACRII 處理電子資源。此種情況不禁另有些人擔憂，圖書館不但逐漸與資訊業界背道而馳，更彼此互相疏遠，未來的道路恐怕將越走越窄，終而進退失據。」

〈第六章，電子館藏管理〉，pp. 145-146，詹麗萍（Li-ping Chen）著，《電子資源與圖書館館藏發展》，麥田出版。

高等教育品質，與複數作者的知識行動

從 Febie 的文章〈怪教授〉中，我再一次重讀 Jerry 在〈東北大學教學的一些雜感〉中，所寫下的自己對於高等教育的基本想法。

「我一直都有個看法，大學以上的高等教育恐怕教育品質是最差的，因為這些老師完全不需要修甚麼教育學分，當然也幾乎沒有相互觀摩演練的受訓經驗，每個人都靠自己摸索出一套作法，或者說生存法則，教學成長的空間並不寬暢，對於只會研究但不適應教學的教授就不太好受。

還好，人們對大學裡教授的教學好像也有些不同的評價標準，「學問好不見得教書」加上「大學生要主動自主學習」等等的看法都可以對教授多些寬容。無論如何，我想要說的是，我在東北大學的教學經驗應該對大學裡教書的老師也很珍貴吧？每次都像在教學觀摩一樣，尤其對我這種研究單位的人來講更是新鮮。」

誠哉斯言！可是也真令人覺得恐怖。我是只能夠從自己的經驗出發去理解世界的人，碰到困難往往都會試著要去解決一下，看能夠貢獻甚麼力量。但是碰到高等教育倘若真如 Jerry 所說，是品質最差的地方，這跟我的原本想像差距非常的遙遠；難怪年紀越大，學習的成果、品質與動力越低。我原本想像這是城鄉差距、研究大學與一般大學的資源分配不均、學生不用功、新世代有甚麼特質等等，沒有想到有這個可能就是：高等教育自身品質不佳。

不過知道狀況總比一無所知來得好。至少自己以後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可以把判斷的基準點調整到比較與脈絡相吻合的地方。不會期待過高。

調整了角度之後，再讀這篇文章就有了更新的啟發。Jerry 所說的「混浴」窘態，讓我想到 Guattari 與 Deleuze 的雙人寫作法。（有空我再找資料詳細陳述之）三個人教書，與兩個人合寫文章，這裡面都傳達了一個訊息：打破「單一作者/講者」的迷思。大學教授的教學，是可能需要討論的！文章作者可能不是全知全能的！而合在一起採取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也許是在成為一個偉大教學者或思想家之前的過渡階段，也有可能是尋找創意與突破的一種終極創作型態。除了哲學家之外，Paul Erdős（保羅.埃爾德什），這位全宇宙發表論文第二多的數學家，以及 Critical Art Ensemble 超優秀行動藝術團體。複數作者，也就是合作創作，無論是教學行動、理論突破或者是藝術展演，可以帶來的可能性真是不少。這是 Jerry 的文章提醒我在論述知識行動與管理時，該特別思索的地方。

情境認知：再現如何被創造與賦予意義（Clancey, William J.）

Situated cognition: How representations are created and given meaning. Clancey, William J. (1994) Situated cognition: How representations are created and given meaning, in Lewis, R. and Mendelsohn, P., Eds. Lessons from Learning, pages pp. 231-242.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再現」（representations）被視為認知科學的核心概念，然而很少的研究有檢視人們如何創造、感覺與歸因意義賦予新的再現形式。學習者如何將教學指引（instructions）關聯到電腦螢幕上他還尚未理解、同時也還無法區別出物件與關係的特徵呢？語言學的基模模型（linguistic schema models）假設世界以「尚未再現」（pre-represented）的方式存在，並且已經參數化變成目標性的特徵；推理能力在「感覺上顯著」的符號之流上運作。在這樣排除型態的語言認知模型中，推論與理解只能根據文字來進行：定義、因果關係、分類等。雖然眾所皆知這種模型「缺乏證據」，符號對教學課程本身沒有意義、很少人努力找出人們如何創造符號形式。什麼是控制注意力、影響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以及關聯全然不同看的方式的非語言學的歷程？我呈現了一個落在語言基模理論領域外面的人類學習的例子，解釋「再現的創造」作為一種在人際層面與姿勢-物質層面知覺的互動。我聚焦在學生對於概念的解釋發生改變，例如當他們建構所見與所為的模型時，「解釋什麼構成了一個再現語言（以及這是甚麼意思）」一系列發生的活動。這個社會-感知分析補充了語言學基模理論的新近專家差異，描述了更詳盡的學習機制、特別強調感知的本質。這個觀點引發針對今日的教學課程的新的實驗，以及觀察與了解學生互動的方式。

William Clancey 先生顯然很關切「情境」（situated）這回事。在 1993 年，他發表了「知識層次的再解釋：社會-科技系統建模」（The knowledge level reinterpreted: Modeling socio-technical systems）談論知識的擷取（knowledge acquistion）的歷程。並且關心日常生活工具的重要性。在 1995 年，他在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and Education (Taiwan) 發表了 A Tutorial on Situated Learning。

「情境學習理論宣稱每個概念與人類行動是一種概化歷程（generalization），適應持續變化的環境，因為人們所見與所為是一起發生的。從這個觀點，思考是一種實體的技術。當我們創造事物的名稱、調整段落中語句的順序，以及解釋我們陳述意義為何，每個步驟不是被重新架構範例的文法與先前建構的計畫所控制，而是從先前所見、所言與動作中適應性地重新配置與對應。情境學習是在研究人類知識發展如何在活動中發展，並且特別是人們如何創造與解釋他們行止的描述（再現）。這個導論提供了情境學習的歷史觀點，包括介紹杜威、Bartlett、Vygotsky 與 Ryle的著作。我也提供了情境學習被應用在今日商業歷程中重新設計的範例。」

這些是十年前的論文。如今他有興趣的重點又是甚麼呢？是否發展出了更為整合的觀點呢？根據他的個人網頁（http://bill.clancey.name），最近他的興趣好像都跟火星研究有關。（是不是因為他在 NASA 工作/過？）有一個很棒的焦點，是 human-centered computing（我不會翻，也許可以翻作是人類中心運算...，UCBerkeley 也有這個跨領域的HCC研究中心）。

總之「情境認知」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基礎研究，而且歷史可以追溯非常久遠。以前在心理系所閱讀的教科書，我已經不記得是否有強調這個部份的研究成果與對其他領域（包括學習、認知科學等）影響深遠。

數位圖書館：在變動的資訊基礎環境中安置使用脈絡

Digital libraries: Situating use in changing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51, No. 4. (11 February 2000), pp. 394-413. 底下是草譯的摘要。

「使用者如何遭逢基礎建設，在數位圖書館設計中是一個關鍵性的實用挑戰，同時也是一種方法論上的挑戰。這篇文章呈現由聯邦政府補助、依利諾大學的數位圖書館計畫（DLI, Digital Libraries Initiative）中的社會科學團隊所主導的研究。研究者從 DLI 測試平台的潛在與真正的使用者，經由焦點團體、訪談與觀察，使用性測試、使用者註冊與互動紀錄與使用者問卷調查等方法蒐集資料，內容包含期刊全文。關於測試平台的特質、使用的程度之基本結果加以呈現，並依照組合歷程（a process of assembalge）討論三種數位圖書館使用的分析焦點：文件拆解與再整合（document disaggregation and reaggregation）；資訊輻輳（information convergence）；以及使用者面對資訊系統中的新文體與技術阻礙時的態度。這篇文章同時也強調數個數位圖書館使用的社會面向上，架構研究方向的重要方法論與概念議題。」

順道一提的是，Bateson 的 Mind and Nature 在這篇文章中被當作是學習理論的參考文獻。

資料研究與成果扣連

BibTex 是科技文獻引用時所共用的 metadata 格式，維基百科上有關於 BibTex 的說明資料，並且提供了 Dmoz：Open Directory 計畫 的 BibTex 相關工具連結資訊，相當有用。BibDesk 是 Mac OSX （已修改，thanks!） 環境下的工具軟體，JabRef 是參考文獻資料的管理軟體。這兩套軟體是運用這個規格制定的前端應用程式的兩個例子。

我的計畫在要求研究與使用者的回饋資訊、統計數據扣連結合，並且被要求要審慎思考研究成果績效問題。扣連的不僅僅是我們的研究，還包括要試著了解這些研究成果對於社會的影響。論文發表是最基本的一項成果。在秀給我看 BibTex 的 Mac OSX 應用（例如 JabRef 與 BibDesk）時，PC 有跟我說，他們物理學界有透過 arxiv.org 類似的「預先註冊機制」，來讓社群內部可以了解彼此機構、計畫與個人規劃在做些甚麼。

倘若計畫要評估到底造成甚麼樣的影響，這些基本動作的標準程序化，以及互相結合，應該是最重要的基礎工作。

沒有 C 的 ICT

ICT 是資訊通訊（傳播）科技的縮寫：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C 其實最難翻譯：既是溝通，又是通訊，甚至是傳播。溝通意在個體層次，通訊彷彿焦點在於將「訊號」互通，客觀而且中立的說法。傳播又更為抽離，彷彿從一個更大的視野來看溝通與通訊的現象。然而無論近看還是遠觀，藉由個體個體間資訊的互相交流所形成集體的現象，的確是 C 這件事情的本質。

典藏總體來說，中外奕然，是大型的計畫。在這個計畫中，內容的發展與技術的發展都算是有所建樹，廠商端的加值研發也多有著墨，但是在與國外計畫相比較當中，我們發現我們不談 C，只談 IT 與內容的 C（Content）。如果就目標是數位化的這個大型基礎「工程」來看，這個 C 的被暫時懸置或許可以被理解：將目標單純化，僅作數位化工作。接下來的焦點也於是聚焦在數位化目標產量的達成與障礙的排除。只是很令人驚訝的是：在這過程中所產生出來的種種副產品、新知識與人員的成長、資深與專業化，乃至於轉型的需求，都被低估與忽略。這可能也是單純化所帶來的後果。

所有轉變、轉型的成本都還是存在，只是隨著時間過去而變得更為沈重，代價更高。最早的 C 可能誕生的地方是客戶服務（customer service），從使用者處獲得寶貴的資訊來作最終產品的修改。很快地，客戶關係會變成企業關係規劃（ERP），開始要納入自己組織內部跨單位的溝通、與供應鍊上下游廠商之間的溝通。為了解決溝通成本的問題，資訊科技便會被引進來解決，透過介面的妥善設計，良善地解決高效率的溝通挑戰。

典藏沒有溝通科技，就看不見這些大量的內部溝通，並且無法將他們轉化成為 QA 當中的品質提升力量。

專業的謎樣未來

今天 ilyagram 又爛掉了。上週末才找出睽違半年已久、那封 security alert 的信件，週末就正式再當機一次。我覺得可以好好正式表列一下優點跟缺點。至少我得要再請可以信賴的朋友出馬，幫我再重新打造世界一次。

週五飛去高雄參加了我們計畫的南部媒體記者茶敘。現在來的記者會嘉賓比記者多，實在不是太好的情形。一般公認我們計畫的名字聽起來就很硬，無論我們作了多少事情，就很不容易討喜，在媒體上不容易呈現。人們必須跟他們已經覺得有所理解（或者誤解）的議題銜接起來，眼前的問題才會變得有意義。原本的議題是要突顯政府做錯事，專業就變成指控的工具；原本若是要說政府沒有做事，專業就變成解套的關鍵議題。

例如故宮已經是個成功的案例（線上買故宮精品 衍生商品希賺個20億）、新聞局是否處理典藏問題，因為中國的典藏預算高達兩千多億元，竟然變成被凍結預算解凍關鍵（立委：能否推電影典藏 預算解凍關鍵）。

「國民黨籍立委洪秀柱（台北縣）表示，政府連中國送熊貓來台，都被冠上統戰標籤，更別說中國演員要來台拍戲，她語氣激動批評政府，只會喊要編列五年兩百億經費投入電影與創意產業，但中國西安光花在保存電影資料的經費，每年就高達新台幣兩千億元，「看看人家是怎麼保護電影產業？」

新聞局電影處長周蓓姬坦承，新聞局電影處的預算一年只有兩、三億元，但是修補舊影片所費不貲，一部九十分鐘的電影修繕費用，需耗費三百萬元至一千萬元不等，就算集資目前所有與政府執行數位典藏相關的預算，都不夠支付，但新聞局計畫編列明年預算時，大幅提高國家電影資料館的典藏修繕預算。

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黃適卓與雷倩決議，鼓勵業者先向政府申請電影典藏所需經費，由國科會和新聞局先挪支預算以為因應，執行成效作為新聞局預算能否解凍的參考依據之一，一年之內完成法案三讀，使台灣電影典藏制度法制化。3/31/2006 8:32:34 PM」

同樣是典藏，省諮議會卻被視為黑機關仍在抓錢擴權，典藏當作是惡行之另一例（聯合新聞網：酬庸政治拜拜 省諮議員凍成無給職）。

「【本報記者何明國】立院內政委員會昨天決議省諮議員的研究費不予解凍，不得動支，讓諮議員成為真正的無給職，一年為國庫省下近千萬元，值得肯定。但諮議會浪費民脂民膏，還有更嚴重的。

政府精省和組織再造工作荒腔走板，諮議會還有八十人不知何去何從。結果立委顏清標提案，在立法院組織法增訂「立法院設中南部服務中心及議政博物館」，來接收這八十名員工以及會議廳。這項修法於九十四年一月通過。

這一來鬧出雙包案。諮議長余玲雅認為，諮議會是憲法明訂存在的「憲政機關」，拒絕「移交」給立法院，本身也搞個「議政博物館」籌備處，雙方僵持不下。

令人詬病的是，八十名諮議會員工即使撥給立法院，成為立院中南部服務中心的人員，同樣無所事事，浪費民脂民膏。現在留在諮議會不處理，也是同樣情況。

更荒謬的是，余玲雅自九十一年開始諮議會史料的數位化工程，居然另僱約聘人員，現在還在上網招人，難道這八十位資深員工對省議會文獻資料的熟悉和處理，會不如新的外來和尚？」

無論是非作不可、平衡政府施政不力的質疑，或者是政府亂花錢擴權的批判，專業都沒有真正落實在這些對話當中。基層的單位是否有意識到某項專業，例如典藏與電影政策，背後的長期意涵？數位化與政府資料檔案典藏的長期政策方向？目標與實際困難？民意高層的壓力是否有顧及政策彼此相關與資源投入的整體性？凍省背後豈只是砍掉諮議員薪水的問題，政府結構當中的組織與效能重組，難道就只是名稱相同的合併問題？地方的舊行政中心，裡面的政治歷史寶藏與資訊的運用，到底還有甚麼意義？

就像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ly）獲邀訪問 Pixar，看見賣座動畫電影背後的科技力量（李安與皮克斯），我們這些關切電影產業發展、凍省與政府組織調整、文化資產典藏的高層人士，可曾看見這些問題背後共通的科技整合的空白？

「如何扮演一個社會組織中的小角色」

老實講，「如何扮演一個社會組織中的小角色」這個自問自答的 howto 問題，是我最近一直浮現在心頭種種問題的 general version（總括版本）。當你不再年輕時，而且很尷尬地還記得一些理想與堅持，總會發現自己處在社會組織中扮演一個不上不下的小角色。也許是社區管理委員會委員、也許是協會理監事、也許是團體中的小主管，或者擁有一定程度與人互動合作的業務承辦人。如果不記得理想與從未曾堅持什麼，對於社會化的歷程來說相對簡單許多。社會擁抱你一如你擁抱權力、利益、養家餬口的微薄薪資、大陸工作的挑戰與這些生命中的強迫性重大轉變。

但是還記得什麼的話，就有點尷尬了。

眾人組織起來並不源自於理想與堅持；更精確地說，眾人的組織並不源自於相同的理想與同型的堅持。如果說一個社會組織是相當多股意志，偶然地在時空中匯聚成為一種集合的力量時，它的本質是異質性的，而非同質性的。這意味著這些聚集著的異質意志，往往有著內部原生性的緊張與衝突。這些衝突不是來自於沒有理想與堅持，而是基於理想不同、堅持方向程度不同；既然它是由這些不同意志在時空中偶然匯聚而成，也必然未必在同一個時刻點，眾人投入的資源也是最大量、產出也是朝著共同的方向。

記得理想與堅持，接下來就是面臨著如何在溝通他人的理想與堅持中，面對落實與實踐的挑戰。如何建立互信基礎、形成共識、交流、減少溝通成本？最終修正實踐的步法，踏出自己原本記憶猶新的理想與堅持。

週五晚上在工作之際找空檔參加了軟體自由協會的理監事會，在回到自己的工作脈絡繼續加班前，我提了兩點意見。第一是建議協會應該要透過尋求理事的協助，主持社群的調查工作，瞭解社群的改變與最新面貌。第二是建議協會應該邀請理監事整理大事紀，提供在年中卸任前、從各個理監事觀點中所看到的社群活動面貌。

前者我覺得一個社會組織的基礎就是它的群眾。也許我們希望人數儘量少，因為在會員大會的時候，尤其在這個注意力資源稀少、多軌事件多重動員競逐的資訊社會台灣，倘若沒有方便好用的合議工具、機制與系統（包括法律規範條文），人數眾多導致流會的機率實在太高了。但是會員人數少到一定的程度時，帶來的副作用是的目標與手段逐漸模糊，隨時都可能發生群眾、社群的需求一不注意就會拋在腦後。調查報告是瞭解社群動態的手段；一個社會組織應該要能夠瞭解這個社群的集體思維，並且代替個別的個體發聲。

後者的建議是一種記錄典藏的想法。暫且不論做事成就為何、功過怎麼評估，讓參與這個組織的小角色們有機會寫下自己所見、所聞與所思，彙整而成眾人參考批判與精進基礎（或者你也可以說，靶子論文 :P），這對現在跟未來的組織運作者來說，都會是很有幫助的事情。

也許大家都基於不同歷史地理脈絡中的因素，有著各自的理念與堅持，踏進了這樣的組織中。也許我們會誤會彼此的想法與作法，但是這應該是開始協調的、屬於小角色可以做到的、小小的第一步。

恢復正常與離線

現在信箱終於恢復正常了，我終於可以離線了。但是由於沒有適當的備份政策，我的 email 再度超過容量限制只是遲早的事情。對於 email 是自己的記憶替代物的網路人來說，失去 email 資料就像是失去身份一樣，迷失了自己。

不過也許迷失自己只是遲早的事情。在這個彷彿中世紀黑暗時代的數位時代裡，下一次硬碟損毀、無法轉移存取超過數GB的檔案時刻遲早會到來。也許那個時候就是我回歸到自己的時刻。

黯淡下來的時間思考

昨天還很犀利的想法，隔了一天就又黯淡了下來。

資深同事給了我很多管理上的建議，所以我就開始躬自內省，反省自己如何在過著每一天的生活。我記下來昨天的工作內容是：16 封 email，每封平均花 20 分鐘整理附件與思考如何回應；10 個討論，每個平均 30 分鐘處理完問題脈絡跟解決方案。320 分鐘加上 300 分鐘總共 10.3 個小時，一天就過去了。今天早上開始，我決定要加上優先順序的欄位，每一則處理的事情，都得要先判斷到底優先順序為何。

本來以為加上優先順序思考，可以幫助我不處理不具優先性的問題。結果並沒有。會到我手上的問題都是高優先性。（另外有一個可能：一個工作項目的子項目，耗費了我太多資源，我應該要降低我要求的水準；但是我最後還是沒有調整。）今天處理下來，心裡面想著：這不就是我已經反射在作的事情嗎，為什麼要逐一的紀錄下來？原因是，我要跟別人講解清楚我到底在想什麼、處理什麼問題、怎麼處理。

難怪黯淡下來了。昨天的重點是時間管理，也許是奇觀（spectacle），也許是高度管理力的展現；今天繼續作下去，除了有點好笑之外，就發覺是其實重點是在（完成那本來應該順利進行的）溝通的工作。非常有效率地處理事情，意味著別人不太明瞭你這個節點的交通量與處理能力，運算速度快到不需要思考就可以處理完。瓶頸點的出現，就是得去找出哪裡消耗了最多的運算量，事情的進展卡在什麼地方。如果我沒有卡住，那為什麼要去量測效能呢？

沒事找事作。

為了要讓別人知道處理完多少工作項目。因為覺得別人不理解自己處理工作項目的資源配置原則與情形。但是別人又為什麼想要理解你處理事情的原則呢？

原來只是為了溝通的目的啊。真是令人黯淡的結論啊。

填坑洞

自己在整理工作紀錄，寫寫自己就問起自己來了：為什麼我要寫這些東東？

我為什麼要寫這些紀錄？我希望能夠將這些考量從自己的腦海中清出來，倒給真正用心思考計畫未來的人。也許這些資訊對有經驗的同事來說是管理的例行瑣事，自己擔任計畫共同主持人，我相信她很清楚這些問題得逐一面對、各個解決。我回想起已經過世的學長馬大在高中校刊上寫的文章：「日子來了」。我一個一個認真回答這些問題，就像是填平這地上的坑洞；多填一個，這地就平坦一些，後面的人也就走的越平穩。我填到我作不下去為止，也算是對自己盡力了。

category 挑戰

面對 blogger 裡面的 category 挑戰：Kato 先生的 WITFITS文章 Categories for Blogger using Tags, Google Blog Search, and Feed2JS 幫了很大的忙。還在跟最後幾步奮鬥，對於該篇文章文件撰寫功力感到不敢恭維。等我自己搞定之後，再來寫篇攻略/文件好了。

縣市天王天后跨年晚會的生態衝擊

縣市政府天王天后電視台跨年，彷彿眾人一起放生、放天燈一樣，原來都有對生態的衝擊與影響。這裡的生態指的是資源排擠、對其他重要工作的負面效應，長期造成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負擔。中國時報的評論「燒錢 照亮虛華…跨年 燈會 荒腔走板唱錯調」這樣的寫著：

『「一場有天王天后的跨年，一個晚上，一千萬元就沒了！」他（嘉義縣文化局鍾永豐）說，很多縣市已經「寅吃卯糧」，還咬緊牙在辦，令人心痛。台灣一年那麼多節日，電視一開，地方首長全上了電視，他們的心何嘗不是折磨？嘉義縣推廣社區劇場，只要兩百萬，就可以辦個二十場，有互動，還有教育的傳遞，一場十萬元的表演，卻來了近七百人，非常划算，還做到「把藝術送大家門口」。

「在窮鄉僻壤辦跨年，不如把錢拿來強化鄉鎮圖書館。」他無法理解，越是窮鄉僻壤，越是喜歡把錢花在消費產業，這是很弔詭的事。不管是晚會還是大型活動，天王天后一定會把壓軸時間，留給大都市，你怎麼和人家比？窮鄉僻壤的孩子，應該建設的是競爭力，錢除了花在圖書館，還有就是藝術。

他認為，台灣都靠電視效果決定活動辦的成功與否，鄉下辦大型活動，募款困難就是很大致命傷。台北是一個可以商業回收的地方，但不是每個地方都能行的通，誰願意當冤大頭呢？ 』

有當事人的苦痛與反省，這些聲音更顯得清晰。

『「辦活動的壓力是很痛苦的！」曾獲金曲獎的「交工樂隊」及「生祥與瓦窯坑」重要團員、現任嘉義縣文化局長鍾永豐一席話，道盡政治人物的「痛」！

「在台灣當官和當人都很痛苦…每次看到這種情形，都很慶幸自己沒辦。」...』

引述這些來自報紙的文字，也是自己深有同感夾縫中的堅持與掙扎。不曉得這些苦痛能否變成台灣未來更好的土壤？

願景，為什麼這麼困難？

因為要練修為的緣故，我其實好好認真的想了一下我目前在工作上的瓶頸究竟是出在什麼問題上。看起來我被指定了一份簡單的工作：修改企畫書。這有什麼困難的呢？問題不是出在企畫書上，而是出在所需要企畫的脈絡（context）上。一份一個中小型、甚至大型的單一活動的企畫書，跟一個單一機構的年度企畫書、跟一個單位執行計畫的五年企畫書，在規模上、複雜度、照顧的重點與面向上是不同的。跨單位、跨年度的綜合的計畫構想，更是總結了上述不同企畫的重點。

彙整了這些不同計畫的細節，遂能夠得到一個整體的計畫輪廓。

當我根據這個輪廓，所要撰寫一個跨機構、整個計畫的願景時，企畫書最重要的不是在願景的那幾個字，而是願景的每一個字所層層牽連到的具體實踐在什麼地方。具體的說，就是每個字都牽連到我未來將如何 defense 後頭的計畫。所以反覆檢視，調整細節，重新 render 一個整體的印象，就跟我在修改 html 網頁原始碼，反覆查看輸出結果微調距離一樣。

我在閱讀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的美國記憶 American Memory 計畫時，我思考的是我現在該如何以 2006 的眼光來理解他們的目標與成果？James H. Billington這位衝鋒陷陣的館長，他在1994年的時候在想些什麼？在美國記憶計畫成功之後，他又在想些什麼？當我閱讀 Internet Archive 計畫，我思考的是為什麼一個具有這麼前瞻的視野的計畫，是由一個非營利的基金會來執行？這些大型計畫與這些具體的願景戰士（舉例來說，像是前面提到的 Stewart Brand、Danny Hillis 與 Rose）們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

回到我們的願景時，我們的計畫該怎麼定位我們自己呢？

或許有人會覺得，這樣做太多虛功了。我們只需要簡單抄一抄就可以了？想太多反而耽擱效率？的確這裡有個可以調整 performance 的選項。我的想像是，這樣的調整降低標準，對之後的偉大程度就有影響。如果我們想要跟普遍的人類文明對話，眼前整合許多不同機構的努力就有更高層的意義，未來也值得走出台灣蕞爾小島的限制。如果故步自封的話，降低的是所有人的共同成果，願景也就淪為純粹的口號。

你覺得那是抄襲，你所做的成果就變成抄襲的品質。倘若你願意認真思考你的企畫所處及的意義，有所處理、有執行力的計畫成果就將展現它的光華，讓看見的人忍不住停下腳步，注視那晶瑩精緻的內裡。

維基會議的一些側記

早上在找願景，下午在練修為。練完修為本來已經覺得快要爆炸了，結果 t 找我參加 Wikipedia 的 Jimmy 訪台行前的會議。會中同時接到 SL 的電話，討論給七年級生的表演藝術數位文化的計畫。BN 雜誌很專業地討論以什麼方式來協助主辦單位（自由軟體鑄造場計畫）舉辦這場活動，之前他們處理雜誌專題以及 Skype 演講的經驗也相當吸引人。我自己的參與算是來學習的，也貢獻了一點相關的想法。R 倒是有提醒到 Jimmy 文章中有朝著藝術文化機構開砲的例子：博物館與美術館自己的館藏有些已經是公共財，屬於全人類的遺產；有些則是沒有擁有智慧財產權，自己數位化之後也無法放上網路與民眾分享。這同時也是 Howard Besser 去年在 Boston 會議中提到的 dark archive 的問題。Wikipedia 當中有許多這些問題，而 Jimmy 則是站在砲火的最前沿，以自己的例子（「我不是賊」）來捍衛言論與資訊的自由。我自己雖然是站在計畫的工作角色，但是我還是認同 Jimmy 的觀點的；只是在文化的領域中，釐清與追尋自由，所需要的操作細節相當的複雜。這些涉及到的是博物館、圖書館與檔案典藏機構歷史與權利意義的轉變。我相信不是這些文化機構過於保守，而是諸多跨越不同時代的想法觀念累積到同一個當下時，主事者的權責與承擔、眼界與實踐多重的問題。

跨出嶄新的一步，是需要很多資源與協助的。如果我可以扮演協助的角色，除了願景跟修為之外，還要有清楚的頭腦來釐清這些交織立場、做出決定呢。

過去的視野：「逃出數位黑暗時代」

雖然我還在思考數位典藏可能的願景與未來，Steward Brand 1999年2月所撰寫的「逃出數位黑暗時代」（Escaping The Digital Dark Age）早就已經撰文直指數位化世界資訊社會問題的核心。

"The real problem" says computer designer Hillis, "is not technological. We have the technical understanding to solve problems such as digital degradation. What we don't have yet in our digital culture is the habit of long-term thinking that supports preservation .... In the early 2000s people will realize that we're not at the end of something-we're at the beginning. There really will be a year 3000 and 4000 and so on. Once that idea is more widely accepted, the engineers who are thinking about the next digital medium will naturally think about how it lasts .... "

樂觀的 Danny Hillis 認為未來的工程師、面對下一代數位媒介能夠自然地思考如何保存的問題。Steward Brand 認為專業人士，圖書館專業工作者、檔案管理專家，得要走出來認真思考這個問題。

後來他們便成立了 The Long Now Foundation。（請參考「眼前腳下的長長久久：萬年鐘」，以及「MCN第一天：長久設計、東亞考古與竇加」）

北京變臉

今天早上在車上聽陳鳳馨的節目「財經起床號」，介紹遠見雜誌最新一期的報導：北京變臉。除了因為2008奧運而獲邀出現在北京天空的那些世界建築大師之外，報導中也提到了有大約40萬人被迫遷徙（urban displacement）；例如老北京網這樣的網站試圖要集結一些力量來搶救這些歷史面貌。「奧運結束之後，北京要剩下些什麼？」透過奧運或者世界博覽會這種巨型的外部力量來更新都市面貌，或許會帶來新的氣象，但是這種抽象的行情，也總有盤整的時候；再怎麼美麗的劇碼，也總有落幕的時候。原有的芸芸眾生，除了是棋子之外，也將在這些國族想像、亮麗的民族興奮劑退燒的時刻面對自己的感知現實。

改革永遠都是權力的延伸：毀滅了舊階級、創造了新階級。你是誰，決定了你在面對這個變遷時的態度與想像。另外也是，城市永遠需要遠見。遠見也需要權力，但是權力能夠創造風潮、創造話題，但是不見得能夠永遠留住遠見。台北市，以及台灣的許多城市現在也在面臨一些新的改變。期待這些權力的總量，能夠保留住夠多的遠見，足以讓人們感覺到溫暖與自在。

自己的典藏

偶然撿拾起自己在網路上的一些片段訊息。有數位藝術的我、有生命科學的我、人文社會科學的我，還有網路與社會運動點滴片段的我。

2004 年我幫 HopeNet 科技月刊撰寫專欄：人文走廊，（「一種創傷（演化）的科技形式」是其中的一篇）。2002 年在傲爾網的協助下，和林仲彥、陳淑華學長姐一同帶領團隊翻譯 Gynthia Gibas、Per Jambeck 合著的「生物資訊學電腦技術」（Bioinformatics Computer Skills）。2001 年參與網路與書創刊號：閱讀的風貌，撰寫「仰望數位星空的地圖」。1999年做震動，論文，關心原住民運動相關議題。在東華大學時期製作的「台灣原住民文化資料網路」（我很喜歡自己親手做的那些圖、還有所蒐集的資料），裡面還可以看到「太巴塱國小」的介紹。我最早正式的網站作品應該是在開拓文教基金會，與原舞者共同製作「網際網路上的原舞者」。

這些都只是散落的片段。沒有一片看起來是完整的自己。我想起『玫瑰的名字』的後記中，埃森見習僧於年老後，重新造訪當年的教堂與圖書館遺址：

我在碎石堆中探尋，有時會找到由圖書室和寫字間飄落，像埋在地中的寶藏般殘存的羊皮紙碎片；我開始收集它們，彷彿想將這些碎片湊成一本破碎的書。...

回程途中，以及日後在梅可時，我花費了許多個鐘頭，試圖解讀那些斷簡殘篇。常常由一個字或是一個模糊的圖案，我便認出了那本作品。後來我要是找到那些書的其他抄本時，便更加細心而喜悅地閱讀他們，彷彿命運留給我這項遺贈，彷彿辨認出那些被毀的抄本，是上天對我說的顯明信息：『擁有並保存吧。』在我耐心地重組之後，我造就了一種次級的圖書館，是已經消逝之大圖書館的象徵：一個由碎片、引句、未完成的句子以及殘缺的書本組成的圖書館。

我看著這些『書目』，越來越相信這是偶然的結果，並不包含任何信息。但這些不完整的書頁卻伴著我度過往後的歲月；我時常像找尋神諭般地閱讀他們，我幾乎覺得，我在這些紙張上所寫的，也就是讀者諸君現在所看到的，只是一種集句，一首文字化的頌歌，重複著那些碎紙片給予我的感受，到此刻為止，我還不曉得是我一直說著他們，還是他們藉著我的嘴說出來。

我想，應該是後者 :P

從埃森的緘默中，我遂了解自己為何在這眾人皆有聲響的時代，自己整合起來成為了一個完整的我，卻又沉默不語。自己無法典藏，自我也不曾存在過。碎片只是頌歌的一個音符、一段換氣，在法蘭西斯培根消逝之後，存在還是寧靜地矗立在黑暗裡。

總算在 wireless freedom 有所進展

今天去 Y 機構總算有收穫，就是重新跟 M 討論到幾年前幫他們撰寫的無線網路專輯的檢討。回家開始讀了 SA 的 cognitive radio 專輯，查到了 Dewayne 與 open spectrum 運動的後續進展，以及墨爾本的 Adapt4 LLC 公司今年二月的熱門產品。原本關於無線網路頻譜公共化的基礎概念，總算有個具體的入口可以建立初步想法了。從之前對這個問題的熱衷，到後來意外碰到 DVB-H，在這科技（技術）、法律與政府規範以及社會的動態互動關係中，有個概念上理解的瓶頸是存在的。沒有辦法找到實作的具體範例，就沒有辦法想像真正的 wireless freedom。

這個突破的經驗，也說明了「想像」的物質性。（當然，你知道我一定是又再談想像的共同體囉...:)）小小慶賀一番，以為記。

入口黑話

早上在處理一個入口（portal）的企劃書。我大約花了30分鐘的時間，所以比預期的時間要多出一些。處理的重點在於最初始的計畫格局與角色定位，用某些關鍵的詞彙來加以區隔。這裡的詞彙並非一般想像的專業術語，例如 web 2.0 之類、令我們圈內人熱衷又愉悅的黑話。事實上，這些術語在企劃書中所發揮的功能事實上少之又少。專業術語有著兩面刃的特性：它可以用來辨識這個撰寫團隊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完成任務，也代表著評審人員是否足夠專業到區分專業術語恰當與不恰當的使用。如果用四維向度來區分專業術語使用在企劃書當中的命中率，可能得到的結果會是造成困擾，低度的區辨效果，以及最後被沒有獲選的團隊拿來當作批判評審不夠專業的理由。

事實上，評審本來就未必比參加團隊要對這些術語來得熟悉。專業術語來作為區辨性的假設，也大都只是想拿到計畫團隊的想像。相對於此，評審比較實際的意義來說，應該是掌握權力分配資源者的代言人。讓評審看懂，意味著讓擁有權力的人能夠放心這筆資源未來將以什麼樣的方式被分配，會創造出什麼樣的結果。這裡所需要的黑話，應該是資源分配的私房話語。

這些私房話語當然也可能是公共領域中的語言與詞彙。與公共領域的交集越多，這樣的評審作業就越公開，與公共領域的交集越少，越傾向於密室會議，一小撮人來決定資源將如何地被分配。與公共領域的交集範圍，並不見得代表著結果孰優孰劣。選擇用他們的語言來陳述你的理念，並不見得代表著投降與放棄。妥協永遠都是策略性的，指向某種階段性的目標。沒有辦法達成預期的目標，也絕對不會只是因為語言的調整變音，而取代了執行力上的不足。

所以我覺得在企畫書上的溝通失焦，其實讓各方想法理念之間的對話少了很多可能性。畢竟，最終需要檢證的應該是執行成果、效應，而非這些黨同伐異的語言徽章（identifier）。

這是語言的交鋒，也是我覺得在目前的環境底下撰寫計畫書的一些心得。

桂花香？

走過停車場的時候，抬頭看到旁邊的樹上開滿了花。不知道是否是桂花樹，飄來的香氣既熟悉又有點生疏。是已經隔了一年才久違的緣故？還是上次是晚上幾年前出來院內散步，在夜裡聆聽花朵綻放的聲音？

一天在做些甚麼

早上協調科技與文化之間的溝通，其實已經是一系列財務細節溝通討論的尾聲。今天湧進來的檔案，包括昨天沒有處理的 3 份企劃書（一份自己的，兩份朋友寄來的企劃書），還包括一堆email。已經殺掉的 email不算，從清晨零點到下午兩點前，36 封 email 中13 封是自己 office 內同事業務（我得要該要 supervise 的）的 email；4 封是我得處理的外部需求。假設我得花 20 分鐘來處理每個外部需求，每個內部同事業務督導平均要花上 20 分鐘；每份企劃書我也最多花 20 分鐘來閱讀修改校對。那麼不歧視任何一個工作項目的我，要花上 (3 + 13 + 4)*20分鐘 / 60分鐘，大約七小時的時間處理早上到下午兩點的文件與資訊。

這裡面還不包括我要寫假單，請假去現場協助名人參觀我們展覽的導覽工作。這是三點多開始，我得作的事情。

科技與文化之間的溝通

這個標題的溝通，看起來我好像是要講科技或者文化，其實我要講的是財務與行政。我今天早上在跟 tech div 的 leader 與工作人員交換意見，了解他們所遭遇到的一些問題。在整體經費編列的過程中，為了確保一些誤會與作業錯誤不會發生，我特別請我的 team member 再去釐清我們是否了解這些財務與行政上預算編列的問題。這花了我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努力避免」外行領導內行的悲慘結果。（是的，我是說「努力...」，事實上未必能夠避免）

然而誠實地說，我畢竟是外行。眼見眾人其實都在拿手邊的 component 來兜成別人所需求的樣子，我很清楚知道這中間意味著有多少期待、績效、執行等等的落差。這真的跟我想像的專案管理有所不同。我以為的專案管理，至少有東西可以管理；但是倘若只能夠接收所有的既定物件與操作方式，那麼想像力再豐富的創意大師，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因為這跟創意根本無關。唯一有關係的，是實際的錢如何分配的問題罷了。

這樣講蠻粗魯的。如果我以後要作任何科技跟文化的溝通，我一定要先找一個好的財務規劃團隊。

終於鬆了一口氣

已經好久好久沒有寫 blog 的感覺了。有點像是自己的緊張從心裡蔓延到手指，讓思考變得僵硬而死寂。今天在三四個朋友的陪伴下，我終於整個人放鬆了下來。從死神的陰影下，光榮地復返。

晚上我也「嘮叨」了一下 J，要她不要再硬撐地去作甚麼事情了。我們這一陣子都累了，舊好好的放鬆一下吧。

Guernica in the bathtub

I am reading "Guernica: The Biography of a Twentieth-Century Icon" in the bathtub. In my 1999 master thesis "Network Movement with the Multitude" (「民眾參與的網路運動」, title translated), I chose the same icon to start my stor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ijs van Hensbergen, the author of the book, and mine is the entry point. He picked a historical moment of Kofi Annan addressing the New York MoMA International Council, I picked another one: Derrida commenting 1986 Artist Against Apartheid exhibition open in Paris. 

There are a lot of similarities in the first introduction in telling stories about Guernica. I think we both witnessed the important sacred object in twentieth century. In my theory for exposing such object-history, I think virtual object could be a powerful component for globalized information society to utilize. Assembled with culture and meaning, they are exerting their significance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Google Dashboard Widget: Blogger 測試

蠻讚的耶！如果這個順利成功的話，我就是在 Dashboard 裡面用 Google Dashboard Widget: Blogger 輸入我的 blog。感覺很不錯，而且還可以隨時切換 blog，一些很基本的事情都做得到。對於即時的小想法，這樣也可以輕鬆 work。

聯合報請向精神病患道歉：如何看待偏見與錯誤

如果你按下這篇文章標題的鏈結，你會連到 portnoy 的文章：「聯合報請向精神病患道歉」。

曾經讀過一篇討論「新聞記者可以從 blogger 身上學到什麼？」的文章，裡面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一個重點，是「處理錯誤的方式」。因為無論有多麼客觀，任何一個 blogger 所看到的都必然是事物的側面。也許是某些側面，也許有很多個側面。但是總會有你的讀者，在時間延展開來以後，總是會有人會從不同的角度，看到不一樣的真實。隨著人們的書寫，錯誤總是會發生。作者 Steve Outing 說，如何處理錯誤，正是 blog 部落格與新聞文章不同的地方。你可以從一篇部落格作者的道歉啟事，來發現這個作者是站在什麼樣的立場上，並且，他又因為這樣的糾正評論，曝露出什麼樣的格局來面對他自己的錯誤。

因此，所謂的錯誤，其實是一個換個角度重新檢視原本看法的機會。

在 portnoy 這次提出的抗議來說，大媒體大報紙不願意就自己的言論負責，不願意提出道歉並且為未來不要重蹈覆轍而檢討，實在是這個網路時代媒體的不良示範。

家庭中有精神病患的比例，在台灣應該只會越來越高。這樣的標題與修辭只不過曝露了記者的無知與沒有準備便撰寫廉價的報導文章。我敢打賭這樣的論述水準絕對沒有比以前高。2006年還要用這種保守、沒有常識的方式來便宜行事，簡單化約處理精神病友的問題，所做到的社會效應絕對不會是：

「善盡媒體告知的責任，並未逾越新聞專業規範，也與其他媒體的報導並無顯著差異。」

相反地，這樣系列的報導，更應該反而造成精神病友在社區裡被接受的機會更有可能被全然封殺。利用大家的刻板印象，散播對精神病友不尋常的恐懼，善盡媒體告知「正常」大眾的責任。如果聯合報想要照顧弱勢族群的話，至少也應該報導一些成功地與社區交流、在社區中安置精神病友的例子吧。

聯合報在聲明中指出，聯合報長期關懷社會弱勢，以去年為例，曾在四月及十月先後三次以全版報導樂生療養院遷移問題及北市醫松德院區「又一村」中的青少年精神病患。聯合報強調，未來仍將持續關注弱勢族群，發揮媒體作為社會公器的功能。

弱勢族群不應該被媒體公器化約成為刻板印象，加深社會之中的隔閡與壓力。網友 Benjamin 質疑了難道聯合報記者行政人員沒有人罹患精神疾患？沒有人的親人有罹患精神疾患？這些曾經報導過的專題，並不代表在這篇新聞記者與編輯處理上，沒有犯過錯誤。讓我們來檢視聯合報如何面對自己的錯誤。

無策無略 v.s. 有攻有守？

看了一堆台灣中國美國最近角力的新聞文章。實在很難過（難過到都不想連結）。同時看了一堆 google 的新聞，包括 google video 收錄美國國家檔案館的影音典藏檔案、google 被中國欺負、Google 推出網站建立工具 Google Page Creator、google.org、googel grants、任命 Larry Brilliant 博士執掌 Google.org、李先生說明 Google 在中國並未違法營業、德國電信呼籲 Google 付費給網路基礎建設等。心裡面就在想，怎麼會這樣呢？我們所見的新聞線上的文章，應該已經是戰爭的結果了。任何一個組織，無論是企業或是國家，都有漲有跌、有攻有守。我們的其他點、其他的計畫難道都沒有辦法有任何斬獲嗎？為什麼大家路越走越窄呢？　

讀 Said：文化與帝國主義

超越戰爭意識：和解與歷史

「換句話說，你如果要用一種爭論性的、而且純粹知識性的方式來打一場真理之戰，那就是一場無窮無盡的戰爭。我真正想要說的是，軍事的解決之道無法終結一切。顯然，你可以試著消滅其他人；你可以試著掃蕩整個區域。但在知識性的議題中，這種情況從來不會發生，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在政治領域中，根據我與以色列長期戰爭的親身政治經驗，在我這輩子或下幾輩子，在我們與以色列的對抗中，沒有希望打贏本質上軍事的或以軍事為基礎的戰爭，因為我們沒有那些條件，而他們也無法得勝。他們不會離開，我們也不會離開。對我來說，了解那一點是很重要的。因此，就像我跟你說過的，我試著要結束我以往這種政治介入，是基於好些不同的理由 --- 個人的、政治的等等 --- 但我想到的事情之一就是，有可能和以色列人終止這場衝突，所憑藉的不是打敗他們，而是試著提供他們與他們的歷史、以及我們和我們的歷史一種和解的模式。」

另外一段也很讚。我想到諸如電車男之類的御宅族，他們所展現出來的，有系統注意力的喪失，似乎可以用以下薩依德的說法來解釋。

「藉由媒體，而且我也會說，藉由小學和中學教育系統來達到某種程度的意識的同質化。我認為許多事情就在這些地方發生，敎人要愛國，要了解這個國家歷史中某些精挑細選的一些方面，諸如此類的事情。那是很有力量的。我不會把它稱為灌輸的系統（system of indoctrination）；我不會像杭士基那樣去稱呼它，但卻有其中的若干因素。而且我認為它也是以典型的方式顯示了某種批判意識的鈍化（anesthetization of the critical sense）。換句話說，我們把『我們無能為力』、『他們正在處理』、『畢竟他們總是對的』、『我們是自由的捍衛者』諸如此類的說法視為當然。這基本上就是波灣戰爭的機制。其次就是對於事物的那種超乎尋常的局部專注，像收集或修理汽車、收集啤酒罐等等。其實，杭士基曾經在某處提到，如果你在開車時打開收音機，會注意到音波中傳送的不是某種罐頭消息，就是通俗音樂，如果有什麼討論的話 ---- 最有趣、最複雜的討論，而且到達了很驚人的細緻層次 ---- 那就是對運動的討論。尤其是如果你把它和對於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欠缺知覺來相較的話，美國人的運動意識，運動的成績、歷史、技巧等等這些事情，細緻的程度幾乎令人咂舌。你從那裡就可以感受到人們投注在那些事物上，使得注意力離開了太過複雜的現實 ---- 於是你需要一個救星或某個大人物，不管是裴洛或布希或那些人任何一個，來接掌國家。」

我為什麼想在這裡引述這兩段文字？因為作為 archiver 檔案專業人士，所經營處理的檔案最原初的目的是很重要的。如果檔案的收錄被視作是與歷史對話，到底製造了什麼樣的對話？為什麼要對話？對話將帶領對話人、甚至觀眾，走向何處？一種為了真理而對決的戰爭對話，與為了和解的對話，結局是全然不同的。

另外典藏某種意義就是扮演社會中集體的記憶角色。但是這個被稱為集體的記憶，仍然無時無刻不處於鬥爭的場域中、等待對話者找到發聲的物件。與這種意識（awareness）相對的，是一種徹底的物化、戀物癖（fetish）地尋找文化物件，以典藏的方式處決了物件的意義。去政治化地蒐藏，相對於政治意識的覺醒，薩依德用杭士基的廣播例子，美國的運動文化，來做了很好的譬喻。典藏者該如何在這其中尋找要帶給贊助機構、全民、與使用典藏的文化工作者的文化意義呢？要說什麼樣的故事呢？

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