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ernica in the bathtub

I am reading "Guernica: The Biography of a Twentieth-Century Icon" in the bathtub. In my 1999 master thesis "Network Movement with the Multitude" (「民眾參與的網路運動」, title translated), I chose the same icon to start my stor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ijs van Hensbergen, the author of the book, and mine is the entry point. He picked a historical moment of Kofi Annan addressing the New York MoMA International Council, I picked another one: Derrida commenting 1986 Artist Against Apartheid exhibition open in Paris. 

There are a lot of similarities in the first introduction in telling stories about Guernica. I think we both witnessed the important sacred object in twentieth century. In my theory for exposing such object-history, I think virtual object could be a powerful component for globalized information society to utilize. Assembled with culture and meaning, they are exerting their significance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Google Dashboard Widget: Blogger 測試

蠻讚的耶！如果這個順利成功的話，我就是在 Dashboard 裡面用 Google Dashboard Widget: Blogger 輸入我的 blog。感覺很不錯，而且還可以隨時切換 blog，一些很基本的事情都做得到。對於即時的小想法，這樣也可以輕鬆 work。

聯合報請向精神病患道歉：如何看待偏見與錯誤

如果你按下這篇文章標題的鏈結，你會連到 portnoy 的文章：「聯合報請向精神病患道歉」。

曾經讀過一篇討論「新聞記者可以從 blogger 身上學到什麼？」的文章，裡面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一個重點，是「處理錯誤的方式」。因為無論有多麼客觀，任何一個 blogger 所看到的都必然是事物的側面。也許是某些側面，也許有很多個側面。但是總會有你的讀者，在時間延展開來以後，總是會有人會從不同的角度，看到不一樣的真實。隨著人們的書寫，錯誤總是會發生。作者 Steve Outing 說，如何處理錯誤，正是 blog 部落格與新聞文章不同的地方。你可以從一篇部落格作者的道歉啟事，來發現這個作者是站在什麼樣的立場上，並且，他又因為這樣的糾正評論，曝露出什麼樣的格局來面對他自己的錯誤。

因此，所謂的錯誤，其實是一個換個角度重新檢視原本看法的機會。

在 portnoy 這次提出的抗議來說，大媒體大報紙不願意就自己的言論負責，不願意提出道歉並且為未來不要重蹈覆轍而檢討，實在是這個網路時代媒體的不良示範。

家庭中有精神病患的比例，在台灣應該只會越來越高。這樣的標題與修辭只不過曝露了記者的無知與沒有準備便撰寫廉價的報導文章。我敢打賭這樣的論述水準絕對沒有比以前高。2006年還要用這種保守、沒有常識的方式來便宜行事，簡單化約處理精神病友的問題，所做到的社會效應絕對不會是：

「善盡媒體告知的責任，並未逾越新聞專業規範，也與其他媒體的報導並無顯著差異。」

相反地，這樣系列的報導，更應該反而造成精神病友在社區裡被接受的機會更有可能被全然封殺。利用大家的刻板印象，散播對精神病友不尋常的恐懼，善盡媒體告知「正常」大眾的責任。如果聯合報想要照顧弱勢族群的話，至少也應該報導一些成功地與社區交流、在社區中安置精神病友的例子吧。

聯合報在聲明中指出，聯合報長期關懷社會弱勢，以去年為例，曾在四月及十月先後三次以全版報導樂生療養院遷移問題及北市醫松德院區「又一村」中的青少年精神病患。聯合報強調，未來仍將持續關注弱勢族群，發揮媒體作為社會公器的功能。

弱勢族群不應該被媒體公器化約成為刻板印象，加深社會之中的隔閡與壓力。網友 Benjamin 質疑了難道聯合報記者行政人員沒有人罹患精神疾患？沒有人的親人有罹患精神疾患？這些曾經報導過的專題，並不代表在這篇新聞記者與編輯處理上，沒有犯過錯誤。讓我們來檢視聯合報如何面對自己的錯誤。

無策無略 v.s. 有攻有守？

看了一堆台灣中國美國最近角力的新聞文章。實在很難過（難過到都不想連結）。同時看了一堆 google 的新聞，包括 google video 收錄美國國家檔案館的影音典藏檔案、google 被中國欺負、Google 推出網站建立工具 Google Page Creator、google.org、googel grants、任命 Larry Brilliant 博士執掌 Google.org、李先生說明 Google 在中國並未違法營業、德國電信呼籲 Google 付費給網路基礎建設等。心裡面就在想，怎麼會這樣呢？我們所見的新聞線上的文章，應該已經是戰爭的結果了。任何一個組織，無論是企業或是國家，都有漲有跌、有攻有守。我們的其他點、其他的計畫難道都沒有辦法有任何斬獲嗎？為什麼大家路越走越窄呢？　

讀 Said：文化與帝國主義

超越戰爭意識：和解與歷史

「換句話說，你如果要用一種爭論性的、而且純粹知識性的方式來打一場真理之戰，那就是一場無窮無盡的戰爭。我真正想要說的是，軍事的解決之道無法終結一切。顯然，你可以試著消滅其他人；你可以試著掃蕩整個區域。但在知識性的議題中，這種情況從來不會發生，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在政治領域中，根據我與以色列長期戰爭的親身政治經驗，在我這輩子或下幾輩子，在我們與以色列的對抗中，沒有希望打贏本質上軍事的或以軍事為基礎的戰爭，因為我們沒有那些條件，而他們也無法得勝。他們不會離開，我們也不會離開。對我來說，了解那一點是很重要的。因此，就像我跟你說過的，我試著要結束我以往這種政治介入，是基於好些不同的理由 --- 個人的、政治的等等 --- 但我想到的事情之一就是，有可能和以色列人終止這場衝突，所憑藉的不是打敗他們，而是試著提供他們與他們的歷史、以及我們和我們的歷史一種和解的模式。」

另外一段也很讚。我想到諸如電車男之類的御宅族，他們所展現出來的，有系統注意力的喪失，似乎可以用以下薩依德的說法來解釋。

「藉由媒體，而且我也會說，藉由小學和中學教育系統來達到某種程度的意識的同質化。我認為許多事情就在這些地方發生，敎人要愛國，要了解這個國家歷史中某些精挑細選的一些方面，諸如此類的事情。那是很有力量的。我不會把它稱為灌輸的系統（system of indoctrination）；我不會像杭士基那樣去稱呼它，但卻有其中的若干因素。而且我認為它也是以典型的方式顯示了某種批判意識的鈍化（anesthetization of the critical sense）。換句話說，我們把『我們無能為力』、『他們正在處理』、『畢竟他們總是對的』、『我們是自由的捍衛者』諸如此類的說法視為當然。這基本上就是波灣戰爭的機制。其次就是對於事物的那種超乎尋常的局部專注，像收集或修理汽車、收集啤酒罐等等。其實，杭士基曾經在某處提到，如果你在開車時打開收音機，會注意到音波中傳送的不是某種罐頭消息，就是通俗音樂，如果有什麼討論的話 ---- 最有趣、最複雜的討論，而且到達了很驚人的細緻層次 ---- 那就是對運動的討論。尤其是如果你把它和對於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欠缺知覺來相較的話，美國人的運動意識，運動的成績、歷史、技巧等等這些事情，細緻的程度幾乎令人咂舌。你從那裡就可以感受到人們投注在那些事物上，使得注意力離開了太過複雜的現實 ---- 於是你需要一個救星或某個大人物，不管是裴洛或布希或那些人任何一個，來接掌國家。」

我為什麼想在這裡引述這兩段文字？因為作為 archiver 檔案專業人士，所經營處理的檔案最原初的目的是很重要的。如果檔案的收錄被視作是與歷史對話，到底製造了什麼樣的對話？為什麼要對話？對話將帶領對話人、甚至觀眾，走向何處？一種為了真理而對決的戰爭對話，與為了和解的對話，結局是全然不同的。

另外典藏某種意義就是扮演社會中集體的記憶角色。但是這個被稱為集體的記憶，仍然無時無刻不處於鬥爭的場域中、等待對話者找到發聲的物件。與這種意識（awareness）相對的，是一種徹底的物化、戀物癖（fetish）地尋找文化物件，以典藏的方式處決了物件的意義。去政治化地蒐藏，相對於政治意識的覺醒，薩依德用杭士基的廣播例子，美國的運動文化，來做了很好的譬喻。典藏者該如何在這其中尋找要帶給贊助機構、全民、與使用典藏的文化工作者的文化意義呢？要說什麼樣的故事呢？

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