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句話說，你如果要用一種爭論性的、而且純粹知識性的方式來打一場真理之戰，那就是一場無窮無盡的戰爭。我真正想要說的是，軍事的解決之道無法終結一切。顯然，你可以試著消滅其他人；你可以試著掃蕩整個區域。但在知識性的議題中，這種情況從來不會發生，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在政治領域中，根據我與以色列長期戰爭的親身政治經驗，在我這輩子或下幾輩子，在我們與以色列的對抗中，沒有希望打贏本質上軍事的或以軍事為基礎的戰爭，因為我們沒有那些條件，而他們也無法得勝。他們不會離開，我們也不會離開。對我來說，了解那一點是很重要的。因此，就像我跟你說過的，我試著要結束我以往這種政治介入，是基於好些不同的理由 --- 個人的、政治的等等 --- 但我想到的事情之一就是，有可能和以色列人終止這場衝突，所憑藉的不是打敗他們，而是試著提供他們與他們的歷史、以及我們和我們的歷史一種和解的模式。」
另外一段也很讚。我想到諸如電車男之類的御宅族，他們所展現出來的，有系統注意力的喪失，似乎可以用以下薩依德的說法來解釋。
「藉由媒體，而且我也會說，藉由小學和中學教育系統來達到某種程度的意識的同質化。我認為許多事情就在這些地方發生，敎人要愛國，要了解這個國家歷史中某些精挑細選的一些方面，諸如此類的事情。那是很有力量的。我不會把它稱為灌輸的系統（system of indoctrination）；我不會像杭士基那樣去稱呼它，但卻有其中的若干因素。而且我認為它也是以典型的方式顯示了某種批判意識的鈍化（anesthetization of the critical sense）。換句話說，我們把『我們無能為力』、『他們正在處理』、『畢竟他們總是對的』、『我們是自由的捍衛者』諸如此類的說法視為當然。這基本上就是波灣戰爭的機制。其次就是對於事物的那種超乎尋常的局部專注，像收集或修理汽車、收集啤酒罐等等。其實，杭士基曾經在某處提到，如果你在開車時打開收音機，會注意到音波中傳送的不是某種罐頭消息，就是通俗音樂，如果有什麼討論的話 ---- 最有趣、最複雜的討論，而且到達了很驚人的細緻層次 ---- 那就是對運動的討論。尤其是如果你把它和對於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欠缺知覺來相較的話，美國人的運動意識，運動的成績、歷史、技巧等等這些事情，細緻的程度幾乎令人咂舌。你從那裡就可以感受到人們投注在那些事物上，使得注意力離開了太過複雜的現實 ---- 於是你需要一個救星或某個大人物，不管是裴洛或布希或那些人任何一個，來接掌國家。」
我為什麼想在這裡引述這兩段文字？因為作為 archiver 檔案專業人士，所經營處理的檔案最原初的目的是很重要的。如果檔案的收錄被視作是與歷史對話，到底製造了什麼樣的對話？為什麼要對話？對話將帶領對話人、甚至觀眾，走向何處？一種為了真理而對決的戰爭對話，與為了和解的對話，結局是全然不同的。
另外典藏某種意義就是扮演社會中集體的記憶角色。但是這個被稱為集體的記憶，仍然無時無刻不處於鬥爭的場域中、等待對話者找到發聲的物件。與這種意識（awareness）相對的，是一種徹底的物化、戀物癖（fetish）地尋找文化物件，以典藏的方式處決了物件的意義。去政治化地蒐藏，相對於政治意識的覺醒，薩依德用杭士基的廣播例子，美國的運動文化，來做了很好的譬喻。典藏者該如何在這其中尋找要帶給贊助機構、全民、與使用典藏的文化工作者的文化意義呢？要說什麼樣的故事呢？
